葛兰素史克行贿案定性为公司犯罪 牟利数十亿元
2014/5/15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阅读数：

GSK行贿案定性“公司犯罪”黑金链条曝光

历经近11个月的侦办，英国最大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下称“GSK”）在华涉嫌贿赂案侦查终结，已正式依照司法程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推荐阅读IPO动态10余家过会企业获封卷通知，静待IPO发令枪响，预披露再增3家。北京地铁拟延长至河北非一线城市限购或退出 将允许部分放松10地区自主发债1092亿 发债规模超去年新三板负责人回应五大热点 将推优先股10省市试点自主发债 规模有望超1500亿沪市分红创历史新高 拟分配红利6707亿油价调价窗口今打开 或上调65-75元/吨　　根据昨日公安系统公开的信息，这一从2013年夏天开始轰动全国的跨国公司行贿案，正式被定性为“公司犯罪”，其行贿的黑金链条也终于浮出水面。

GSK“原罪”

“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昨日，公安系统公开的GSK涉嫌贿赂案侦办结果显示。

这被视为公安部门对2013年7月爆发的GSK中国贿赂案的结案性定调。而此前曾被GSK方面辩解为“个人行为”的疑似贿赂行为，也在昨日的公安公开信息中被确认升级为“公司行为”。

“侦查机关现已查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就任犯罪嫌疑单位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CI”）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后，为了完成GSK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国维等人支持下，全面倡导‘以销售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强调‘没有费用，就没有销量’的销售手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公开信息显示。

张国维是GSKCI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他供述称：“新的全球CEO上任后，总部对销售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马克锐来中国后，也贯彻这样的政策，提出一个叫‘销售为王’（selling lead）的口号，从利润为主变成销量为主，销售指标每年不断增加，以弥补美国、欧洲市场的大幅下降。”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曾报道称，为冲击高业绩，通过诱人的激励机制，GSK鼓励医药代表“想办法”完成任务——按照公司的制度，完成指标有奖金，如果能超额完成，会有超额奖金，而且不封顶。如果一名代表完成销售指标，全年的奖金高达七八万元，最高的甚至能一次拿到40万元，在整个行业的增长只有18%~20%的时候，GSK在中国的增长冲到了25%。

在全球业绩整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GSK更毫不掩饰其对中国业绩的踌躇满志。

根据GSK此前公布的信息，过去几年中，其中国市场销售额从2008年的2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0多亿元。事实上，25%的增长速度远超其欧美主要市场接近10%的增速，也在很大程度上高于中国市场其他跨国制药公司。

马克锐在中国的“销售奇迹”，由此得到了GSK总部的高度认可，职场一路高升，2012年11月接任GSKCI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地位更是平步青云：2009年GSK开全球总经理大会时，马克锐还坐在最后一排，后来很快坐到了第一排，全球CEO还点名让他发言介绍“中国经验”。

马克锐在某次企业年会上的发言，反映出他当时的踌躇满志：“报销更快、工资更高、（年会地点）走得更远。”

对于GSK在中国市场的“高歌猛进”，昨日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跨国医药公司销售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GSK这几年在中国的业绩任务压得特别狠，而且连续几年都不断加码，它的（医药）代表总是抱怨说没法做，但是最后业绩好像也都能完成，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玩得有点大了。”

据本报了解，为了保证更多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和医院药房，通过医生开处方实现销售增长，马克锐专门成立了“大客户团队”，每年的公关预算费用近千万，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几乎所有三甲医院和部分二甲医院主管药品的副院长和药剂科主任进行“关系维护”。

“大客户团队”正是在2009年马克锐来华掌舵之后开始建立的，而在GSK涉嫌贿赂事件爆发时，这一GSK核心销售团队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10多人扩展到50多人。

警方昨日公布的信息也进一步显示，为了刺激增加销售额，GSKCI采取多种方式鼓动销售员工“轻合规，重销售”，不但向员工提供高额销售费用，还制定了奖惩制度，完成销售指标获得高额奖金，完不成者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

在这种畸形的考核目标和制度导向下，GSKCI下属销售员工采用各种方法进行贿赂活动。马克锐等公司高管人员组织各部门，在各种公开场合和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中，极力回避和掩护贿赂销售行为，努力维护行贿费用的资金输出渠道。

黑金链条

历史悠久的GSK与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从缓解感冒症状的“新康泰克”，到镇痛的“芬必得”，再到慢性乙肝治疗药物“贺普丁”，以及大量的疫苗类产品，GSK在中国的产品在其所属领域几乎都是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GSK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越发积极，种种黑金链条环环相扣。

经查明，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CI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

“其中，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CI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陵医药等7家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通过其对医生行贿；疫苗销售贿赂链中，为在销售终端打压竞争对手，实施‘冷链’计划，出资1300余万元采购小汽车、电视机、电动车、摄影摄像器材等非医疗设备，根据疫苗销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客户行贿。”侦办结果显示。

这样的疯狂销售，在其明星产品“贺普丁”上表现得登峰造极。

调查确认，为抢占市场份额，GSKCI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在2010年“贺普丁”专利保护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的背景下，GSKCI先后实施所谓“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据湖南某市级医院的肝病中心副主任李某供述，从2012年3月起，GSKCI为了刺激“贺普丁”的销量，每开出一盒给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组（给一名新病人开“贺普丁”）给他100元。他每月可以开出150~200盒，增加5~8名病例。而GSKCI医药代表在每次按月送钱的同时，还会递上一张“讲课单”让他签字，言明这是“讲课费”。

“我一年分12次支付讲课费。实际上，李某总共只讲了两三次课，其他大部分都是虚构的。”上述医药代表供述，“讲课单是我按照公司发的模板打印出来的。这些钱要以讲课费的名义在公司报销。”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近几年来，GSK在抗生素、呼吸、消化系统和中枢神经等重点领域主导产品研发，投资巨大，并高度依赖医院销售渠道。

这样的定点突破，全部来自GSK“奋战在一线”的医药代表——按照GSK此前的公开计划，2013年仍继续奉行快速扩张政策，计划招聘的人数突破3000人，其中有80%是医药销售代表。

随着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事件接近尾声，整个行业也开始对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以促进日后市场的良性发展。

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此次葛兰素史克在中国市场的行为，曾在美国上演过。资料显示，葛兰素史克在美国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加州等地共举行过8次“帕罗西汀论坛”，几百名医生被邀请参加，每名医生还能得到750美元的酬谢金。此后几个月内，参加此论坛的医生所开的葛兰素史克药品使用量都有显著增长。葛兰素史克也因此收到了美国司法部开出的30亿美元罚款单。

当GSKCI在中国再次被曝出此类问题后，我国监管层作出了一系列反应，其中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曾专门召开专项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要推动源头治本，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规范医药购销秩序，降低药品虚高价格。

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还成立反商业贿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从去年10月14日开始到各地暗访。

对此，有专家直言，2013年的打击医药商业贿赂跟2006年有着很大的区别，2006年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20个部委所做的一次整体部署，主要打击医疗机构；而2013年由偶发事件引发，打击的都是企业，主要是被举报的企业。

对于如何根除商业贿赂根源这一问题。有专家直言，在中国目前医改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进行商业贿赂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外资企业就是利用这种潜规则行事，且知道最大边界在哪里。

业内有观点认为，在日后的市场监管中，打击药企商业贿赂，既要对关键岗位的人员加强监督，也要使医院招标过程更加透明，消除商业行贿的空间。

还有分析指出，接下来的反商业贿赂中，相关部门应将药品流通体系中的“回扣”行为视同“商业贿赂”，这将使治理这类行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也对收受“回扣”者产生强大的震慑力量。




历时近一年的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涉嫌行贿案于昨日宣告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据公安机关通报，2010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通用名：拉米夫定片）专利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上市，GSK“长城计划”浮出水面。在此“长城计划”及此后的“龙腾计划”推行过程中，GSK以数千万元为代价，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在乙肝药市场，早在1999年进入中国的贺普丁一度无比辉煌。然而，2006年专利到期后，贺普丁也如同所有专利到期的原研药一样，在专利“悬崖”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为了抢占市场，GSK采取行贿手段，但在市场规律下，这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

“长城计划”

中国是世界上乙肝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而慢性乙肝几乎没有特效治疗药。

1999年，贺普丁作为第一个口服核苷酸类似物拉米夫定登陆中国，并迅速成为最普及的治疗乙肝的西药产品。在2006年9月全球专利到期前，贺普丁在华年销售额接近7亿元。

然而，在专利到期之际，跨国药企纷纷进军中国的乙肝药市场。2006年2月25日，施贵宝公司宣布旗下产品博路定（通用名：恩替卡韦片）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次年2月14日，诺华公司的素比伏（通用名：替比夫定片）也取得了在华新药上市许可。

“贺普丁与素比伏的竞争十分激烈，在产品、价格各方面PK。由于进入中国较早，贺普丁在几款乙肝一线治疗西药中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素比伏在医院卖190元，贺普丁能卖170元。”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降价是药企应对仿制药与竞争对手的措施之一。不过，只靠降价还不足以维持市场份额。除了跨国药企，国内药企也纷纷推出仿制药争夺乙肝药市场。以恩替卡韦为例，恩替卡韦的市场大约有30亿~40亿元，目前市场上就有包括正大天晴在内的五六家企业参与竞争。“正大天晴也是这个治疗领域非常有竞争力的对手。”上述人士表示。

面临多重竞争对手的围剿，GSK的市场份额难免受到影响。据了解，在最好的时候，在有些做得很好的医院贺普丁占的份额甚至能达到50%，后来就下滑到30%。

但GSK还无法放弃贺普丁。曾有接近GSK高层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GSK这几年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大，仅苏州乙肝药物贺普丁的生产基地就投了12个亿。中国市场年均增速25%，虽然基数不大，但成长性很强，GSK无法放弃中国市场。

按照公安机关的通报，贺普丁为了应对仿制药竞争，实施“长城计划”，采取行贿的手段，让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处方权在医生手里，医生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其实很难做到让医生和患者不用别的药。

“为了应对专利悬崖，药企的推广方式会变得更‘粗暴’一些。除了增加学术推广活动，喜欢钱的就送钱，有的喜欢玩就请他出去玩，总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缺少了一个优势就再创造一个优势。”一家跨国药企的销售代表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么多年实施下来证明效果还是有的”。

搁浅的贺普丁

在“以销售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下，为了完成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GSK全面倡导强调“没有费用，就没有销量”的销售手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采取贿赂的方式推销药品。

然而，这种非法的手段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

上述药企销售代表告诉记者，企业会核算使利润最大化，有些品种价格不断下降，利润空间被压缩，行贿等手段也不是长久的事。

“为了应对专利悬崖，企业还会进行产品升级等措施，而有的产品则可能让它自行消亡。”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贺普丁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

事实上，GSK已经推出了一款治疗乙肝病的“升级产品”韦瑞德（通用名：替诺福韦）。韦瑞德目前在中国是针对艾滋病的治疗，但在国外早已适用于乙肝治疗领域。近年来，GSK一直在中国进行申报工作。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韦瑞德原打算去年下半年作为乙肝治疗药物在华上市，然而，由于行贿事件爆发，这一项目也被搁浅。

而依靠庞大的销售团队开拓市场依然是GSK的经营思路。为了韦瑞德的上市，GSK招募了百人团队。除了应届毕业生、GSK肝炎组其他产品线的员工，还从施贵宝的博路定团队和诺华的素比伏团队招兵买马。

这正是企业应对专利悬崖的一种措施：升级产品线，寻找新的利润点。韦瑞德若能上市，贺普丁在GSK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贿赂事件曝光后，GSK的肝炎组也在合并削减。当时走掉很多人，有些人现在还没找到工作。”该人士透露，在其他新人培训暂停的情况下，韦瑞德的团队还在秘密进行培训。

被分到韦瑞德团队的人让一些员工“羡慕”，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能高枕无忧。据了解，使用韦瑞德一个月的费用为1400元左右，价格昂贵。而乙肝却是一种“穷病”。“患者承受不起，就算疗效再好，能采用其他药品治好的为什么要用这种药？我们也在担忧韦瑞德的市场。”上述人士表示。




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并非只有药企销售人员直接行贿这一种，实际上由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中国”）广泛运用的销售外包模式亦成为行贿推广的重灾区。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找第三方医药公司进行销售外包，向第三方医药公司支付高额服务费，这就是GSK中国进行商业贿赂的核心手段之一。在GSK中国涉嫌商业贿赂被调查事件中，相关部门总结了五条贿赂利益链，其中，就包括外包药品销售和冷链（疫苗）销售。

销售外包涉贿

相比公司医药代表直接贿赂，销售外包则是一条隐蔽的商业贿赂链条，GSK中国通过第三方医药公司支付各类费用，并提供推广指导，由国内企业代其行使商业贿赂的工作，自己则独善其身。

央视报道称，在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中国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的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凌医药等7家医药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对医生行贿。

“包括马克锐本人，许多高管、中层都知道医药代表向医生行贿的做法。但自身还是会受到限制，不超过（药价的）10%，而且通过很多手段才能把钱套出来。”GSK中国多元化产品部负责人兰省科供述，为了扩大贿赂销售规模，公司推出了“第三方管理模式”。

“实际上就是包销。比如销售复达欣（注：抗感染药）时，我们支付推广服务费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再把费用给医生，还是变相的行贿。”兰省科说，“这种合作不仅可以规避风险，还能大大增加给医生钱的幅度。”

“复达欣服务费从2010年的28%，增加到2011年的40%。”兰省科供述。

一位外资药企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制药外企界，销售外包并不多见，一般是非核心产品才会有销售外包的模式。“全部的产品都由公司自己销售，一来医药代表的人力成本太高，二来增加了商业贿赂的法律风险，所以一般对那些非核心但是又销量稳定的老产品，外企才会外包。”

疫苗“冷链”项目

作为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GSK在中国的疫苗业务也很可观。《第一财经日报》注意到，在疫苗业务中，GSK中国完成了由自营向分销的销售模式转变，先后有江苏泰凌医药、国药控股、上海永裕医药和上海医药(行情,问诊)旗下的北京科园信海医药成为GSK疫苗业务的分销商。

与销售复达欣类似，2008年至2010年，GSK中国为了实现“疫苗销售翻两番”，策划出一个“冷链”项目。

“冷链”项目方案看起来相当“合规”——GSK中国与国内某医学会合作，公司向全国各区县的客户“捐赠”物资，包括电冰箱、冷藏箱、电视机以及小轿车等非医疗设备。

“名义上是打着通过医学会向各地疾控中心和接种点提供疫苗冷藏设备的旗号，但最终给谁，其实是看采购了多少疫苗，销量多就给得多。”犯罪嫌疑人之一、GSK中国原副总裁兼疫苗部总经理陈洪波交代，GSK中国总计投入了1500万元预算，大部分用来购买非医疗设备，其余5%至10%打入了这家医学会的账户。

经公安机关查明，“冷链”项目帮助GSK中国的疫苗销售额从2007年的3.8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12.6亿元，市场占有率高居第一。

“冷链”项目不只是针对医院客户的，在疫苗的销售中，由于牵涉到物流的“冷链”，需要专业化的分销商来进行分销。此前GSK在华的疫苗销售由泰凌医药一家负责，2011年，GSK中国在华启动以区域为核心的全新疫苗分销模式。

当时，新签约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永裕医药有限公司、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共三家国内领先的疫苗分销商，分别负责中国市场北区、中区、南区的疫苗分销。

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6月，GSK中国批签发的疫苗产品呈不明朗趋势，总数分别为2753.2万、638.8万、1516万、96.8万。其中像MMR、甲肝、甲乙肝、水痘疫苗等GSK的明星产品，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停止了批签发。

2013年，由于受调查影响，GSK公司在全球三季报中还提到中国处方药和疫苗的销售在2013年第三季度同比下降61%。




葛兰素史克（GSK）的商业贿赂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昨日（5月14日），公安部官网挂出的来源于新华社的关于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CI）涉嫌商业贿赂案侦查终结的报道透露，历经10个多月的侦办，于日前依法将GSKCI有关情况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据侦查机关透露，GSKCI药品的价格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最高的达到其他国家的7倍。这条隐秘贿赂利益链的背后，再次显露出外资原研药在国内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其中就包括定价环节。GSKCI的商业贿赂事件，或正在倒逼决策层重视外资原研药的上述问题。

GSKCI贿赂案祸起旅行社

GSKCI为牟取非法巨额经济效益的违规操作模式，起底于2013年的“旅行社”风波。去年6月，GSKCI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与梁宏同日被带走的还有GSKCI的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和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这4人被称为GSK中国的“四驾马车”。

事实上，真正使GSKCI进入警方视线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行社。2006年成立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几乎没做过任何旅游业务，而是只和一些药企打交道。令人奇怪的是，临江旅行社年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警方通过侦查临江当地多家旅行社的异常经营状况，牵出了GSKCI及其关联企业存在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新华社昨日公布的侦查情况显示，这家老牌跨国药企通过 “旅行社”的表面功夫，进而操控起来的隐秘贿赂链，全面倡导“以销售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强调“没有费用，就没有销量”的销售手段，先后组建和扩充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并组织各部门在虚高药价条件下，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

上述“巧妙”的销售手段，发端于2009年1月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就任犯罪嫌疑单位GSKCI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后，为了完成GSK总部下达的高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国维等人支持下所一手创建。

侦查表明，为了刺激增加销售额，GSKCI采取多种方式鼓动销售员工“轻合规，重销售”，不但向员工提供高额销售费用，还制定了奖惩制度，完成销售指标获得高额奖金，完不成者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在这种畸形的考核目标和制度导向下，GSKCI下属销售员工采用各种方法大肆进行贿赂活动。马克锐等公司高管人员组织各部门，在各种公开场合和行政执法部门检查中，极力回避和掩护贿赂销售行为，努力维护行贿费用的资金输出渠道。

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GSKCI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

最新侦查情况表明，2010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专利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将大量上市，GSKCI先后实施所谓 “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猫腻藏于“转移定价”

GSKCI的经济犯罪动机，离不开牟利，这一点在大手笔行贿后需要消费者来买单，即提前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中，最高超出其他国家7倍的药价由此而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公安部获悉，长久以来，GSKCI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由此，GSKCI药品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其他国家。通过贿赂销售，GSKCI的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逐年攀升，从2009年的39亿余元，增长至2012年的69亿余元。

在此期间，马克锐等犯罪嫌疑人组织其财务部门，采取在GSK内部虚假交易的手段，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违法所得作为采购成本转移到境外预设的公司结算。其巨额贿赂成本及违法所得，实际上都通过虚高的药价转嫁给中国的病患人员和国家财政承担。

进一步推敲GSKCI的高药价源头，猫腻藏于其特定的“转移定价”过程中。

多名涉案的GSKCI公司高管供述，新药进口到中国前，公司便会启动如下的“倒推计算”价格过程：首先开展国内市场价格调研。一是参考其他跨国药企相同或者相近的药品确定价格；二是如果属于原研药，“想卖多高的价格就定多高的价格”，再将价格报给GSKCI公司财务部。

随后，GSKCI将定价需求报给GSK总部的TP中心 （全球价格转移中心），计算出成本价和在中国进口的口岸价。等到TP中心认可后，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按照总部计算的口岸价进口药品，这时口岸价已远高于成本价。

在药品进口后，GSKCI公司按照已经转移定价的口岸价，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单独定价，发改委依据申报资料，以口岸价为基数批准GSKCI在国内销售的药品价格。

“这一过程也叫转移定价。”犯罪嫌疑人之一、原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副总裁兼疫苗部总经理陈洪波说，这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方法。在原产国分公司把要赚的利润确定好，把确定后的（原产国）零售价作为销往另一个国家分公司的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一套价格策略，确保在另一个国家能够盈利。

在外包药品销售贿赂链中，GSKCI为规避贿赂销售法律风险，以支付推广服务费形式将药品外包给江苏泰陵医药等7家公司代销，并全盘复制其贿赂销售模式通过其对医生行贿；疫苗销售贿赂链中，为在销售终端打压竞争对手，实施“冷链”计划，出资1300余万元采购小汽车、电视机、电动车、摄影摄像器材等非医疗设备，根据疫苗销量，向疾控中心和疫苗接种点客户行贿。

上述一系列为抢占市场份额，进而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的操作手法，与预选摊派成本至药品成本的做法 “互相呼应”，双向互动，将GSKCI一步步推向经济犯罪的深渊。

倒逼外资原研药政策改革

GSKCI的经济犯罪事件，正撬动决策层降低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的预期。

早在去年底，一位卫计委政策研究专家向大智慧(行情,问诊)通讯社透露，国家正在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意在保护优质仿制药，“仿制药与原研药一致性无差别后，则没有充分的依据证明单独定价，所以单独定价资格要取消”。

卓创资讯医药行业分析师赵镇认为，政策层面长期对原研药价格高企持容忍态度，与现阶段国内的大部分仿制药质量难达到原研药的水准有关，这也是管理层难以下定决心的一个原因。

长期以来，在我国与仿制药形成政策对比的是，尽享“恩宠”的原研药。原研药为中国独有概念，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药品专利保护政策，而在此之前进入中国市场的专利药缺乏法律保护，因此国家出台了这样一个追溯性的行政保护制度，使外资药企获得经济补偿，也鼓励他们把创新药带到中国。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孙志刚曾在全国招标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降低原研药的超国民待遇，让原研药与仿制药同台竞争，如果原研药价格降不下来，国家将会集中起来，统一由国家进行价格谈判，甚至会统一定价。

记者梳理发现，在去年密集的各省市基药和非基药招标政策中，都对原研药有所限制，甚至有部分省市的药品招标采购文件中，已取消了原研药招标中的单独竞标资格。

以山东为例，在去年的基药招标进程中，不止一家外企原研药放弃了基药市场。有市场观察人士表示，与国家发改委直接调低原研药的最高零售价相比，部分省份招标采购中不再保留原研药单独一个质量层次的做法，或将加速原研药的降价。

接下来，外企原研药面临的竞争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更大，一是山东、江西、广东等地均对高价通用名药物有所抑制；二是各地医保资金压力以及医院控费等对高价通用名药的降价需求日益迫切；三是在各项政策和企业的积极推动之下，本土仿制药质量也在快速提升，并得到各界的认可。

未来专利过期的外资药将和仿制药在同一平台上直接竞争，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政策大环境下，不愿降价的外资药企开始纷纷放弃招标。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原研药单独定价能推动药品创新，调动企业投入药物研发的积极性，因此取消原研药单独定价是不合理的。而仿制药取消单独定价资格有合理性，即其建立在原研药的基础上，成本上占有优势，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政策层面的推动是必要的。




编辑：雨忱